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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朱家这小子》(节选2)

第二章 杭州66

 

走进汽车厂

1949年春节,灵桥来了父子三人,父亲和大儿子都是少校军官,服役于联勤总部,小儿子叫如松。他们多年在外,家乡灵桥还有不少家人,这年春节回来过年。 

论辈分,如松长我一辈,虽然他只比我大一岁,我也要叫他叔。他是联勤三一八汽车修理厂的技工。因为年龄相仿,我俩很合得来,有点自来熟的感觉。这个假期,他经常到我家里来找我玩。正值青春期,住在我家后院的三姐妹中的老大则英,成为我俩交谈的话题,虽然我们知道未必有什么结果。 

“则英,你何必(故意不理我)呢!”我俩躺在床上闲扯,他假设着则英故意不理他,而他模拟着挑逗则英的神气。 

则英姓徐,父亲原是城里的小商人,曾与我们家一起逃难,她们三姐妹是我在丁家祠堂读书时的同学,现在又正好住在我家后院,虽然看上去比较亲近,但实际上关系并无实际的进展。 见城里来了近房的军官,正急于为儿子找出路的母亲,炖了两只蹄髈送给如松的父亲——我叫关根叔公。找个工作,这对他来说是方便的事,当时国民党扩军就不怕人多,何况如松就在汽车厂工作。 

过了年,如松带我一起进了汽车厂。 

记得舅公也曾说过,要给我介绍到汽车厂工作,看来我对汽车行业是有缘分的。 

我进了杭州汽车厂。汽车厂的全称是联勤总部三一八汽车修理厂。 

这个厂位于荒郊野外,厂房就设在旧的纪念堂、会馆里,若见不到人,还以为是进了什么庙宇哩。广场上到处是破旧的汽车,还搭有兵营式的棚子,是用来维修汽车的。 

在厂里,军官和警卫们穿军服,其他大部分汽车维修工平常大都穿美式的工作服,挺厚实的军用深蓝色的连体套头服装。 

我被补了个学兵的位置,编排在学兵排,是警卫厂区的。但实际上我和另外两位少年的事很少,白天只是跟着师傅们帮点忙,晚上只站一班岗。这样的优惠安排是因为,这里的厂长是如松的同学,另外两位少年是排长的亲戚,排长与厂长是老乡。否则,进来当兵就是吃粮站岗,不可能一进厂就让你接触技术活的。 

这个厂长,长得相貌堂堂,白净挺直的脖子显得英俊健康。据说是技术专家。他后来虽被解放军俘虏,但一直担任厂长,一直到贵州,与解放军的关系很融洽。只是1951年三五反运动中,他被定了罪,与好些三五反老虎被判了刑,后来不知所踪。进贵州后,我只在集会时见到他,还跟他打过招呼。 

我就在这里,每天晚上站俩小时的岗。 

工厂的另一边紧靠着南星桥火车货站。我每次站岗能看到的,近处是汽车厂里各种色彩的反光镜,远处是火车站和交叉道口高低不同的红绿指示灯。这里没有居民居住,间或有出入的,大多还是我们厂里“干夜生活”的那些人。如果盘问他们,他们知道是站岗的,也不大搭理你。 

站岗的地方夜里很空旷,也显得很阴森,第一次站岗还有些害怕。除了班长查岗,其他时间是很难熬的。好在我站在黑影里,别人不容易发现,比较安全。我想,万一有事我可以大声喊叫,因为我虽然手里有枪,但我想里面肯定没有子弹,再说我也不会打枪啊。 

我跟如松叔在一个厂,每天都能见面,有时吃饭也在一起。但他是技工,条件要好得多。 

我睡觉是在学兵排,是一个很大的厅堂间隔而成的。 

学兵排见闻

在学兵排里,我遇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事情。 

那个高大的厅堂里,高悬着一盏巨大的长明灯,因为屋子很大,间隔后的各个房间里,都是显出灰黄暗淡的影子。间隔不是很严密的各个房间,经常传来各种声音,如换岗的声音,还偶尔有低声的赌博的喧嚷。也有很晚才归队的,整个昼夜都没有安静消停的时候。我刚进来的时候,一时很难适应这里的环境。 

我们班长是一位老实人,待人和气,办事严格,但不得罪人。 

不过在班里什么人都有,特别是那一位后来我才知道是湖北口音的人,矮小的个子,长条的黑脸上疤痕累累,好像从来没洗过脸似的。他穿了双又大又肥的皮鞋,走路总是一拐一拐的,他干什么都很出头,尤其是赌博和偷盗,好像每晚都有女人陪伴——听说他是排长的亲戚。 

慢慢的,我逐渐知道了,赌博和偷窃是这些人的主要营生。他们几乎天天夜里有赌。赌博有输赢,要有本钱,本钱哪里来,几乎夜夜去偷窃。大米、黄豆、木材、麻袋、布匹、木材、焦炭,什么都偷,偷来了要销赃,牵头人是个军需官,他与各种商人都熟,通过关系当夜就能吧各种赃物换成钱。有了钱,赌博上的矛盾就解决了。吃喝玩妓女的钱也有了着落。商家折合变卖,所得费用改分得分,该赔德赔,该欠的欠,什么都办完了,天也亮了,酒足饭饱一夜忙碌,一夜就这样过去了。有一夜分赃不均,打了一晚上,第二天做饭的人都没有了,据说一个伙夫带着东西逃跑了。 

这里的军需官,人精瘦得像猴子,整天只知道喝酒。听所经常发不出饷银来,不过并不总是因为贪污缺钱,而是算不清账目。能解围的总是一位能干的老兵。 

那时,钞票天天贬值,发薪水的是军需官,到了日子发不出薪水,晚几个小时钱就贬值了。他的屋里经常传出女人的哭闹声,说是他老婆在闹事。有人告诉我,军需官经常弄不清账目,总是那精明的老兵帮他清理,军需官也没别的办法。可是人们都清楚,这位老兵帮助军需官并不是无偿的,他的目标是军需官的女人。有一次,他被军需官堵在屋里了,双方都掏出枪来,但双方谁也没真的开枪,最后不了了之此后,军需官太太更明目张胆,以此要挟提出各种要求,满足不了双方就吵闹,哭闹的事,大家渐渐也习惯了。

这个老兵是个兵油子,有天傍晚,老兵对我说:“你小伙子正年轻,跟着班长,明天说不定升个上等兵。”正说着,班长进来了,对老兵吆喝起来:“咳,你离这小爷们远点!”老兵没趣地走开了。

这老兵讲一口挺威风的京腔,据说真的打过仗,平实也很难会吹牛,讲起军事来头头是道。

我每天就是面对这样的环境和这样一些人,感觉自己生活得挺别扭的,白天就愿意多和如松在一起,有时晚上实在没睡好,午饭后干脆就在如松的宿舍里打个盹——他们技工,三四个人一个房间,如松对我完全像兄弟,亲切友好,还要我做伴跟他一起进城,玩了好些地方,这使我看到了大城市,打开了眼界。

我的老家灵桥,距杭州城虽仅几十里路,但相隔真的是两重天。繁华的都市对我完全是另一副摸样。我穿着军装,整天与汽车为伍,持枪站岗,还有机会到大都市看光景,灯红酒绿,花花世界,跟老家的反差太大了。

如松表叔

如松为人正直,充满青春活力,但他身上又有国民党军队士兵的一些特色。

有一次,他带我去杭州太平洋电影院看电影。对电影,此前我根本没有概念。进入影院,只见墙上有影子在晃,演的什么已经记不清了。进大门时,他事先也没告诉我不用买票,大步直接往里走,我胆怯地跟着,有些心虚,但看门的没有任何阻拦的表示。我就怎样看了平生第一次,也没怎么看懂的电影。

我跟他一起乘公共汽车,当然也是不买票的。有一次下车后,他给我讲了个打司机的故事。那次车上人很少,后面坐了一个少女,突然车子来了个急刹车,那女孩猝不及防,从后排一直冲到前面,跌倒在车厢里,好几处出血。“我上去把司机好一顿揍,直到那女子过来求情——那司机根本就没有预防性松油门、放慢车速,弄得只能临时紧急刹车......”听得出来,他是在向我炫耀他的驾驶知识和技术呢。

他和我一起吃饭时,拿出一个漂亮的饭盒,说是厂长送给他的美国罐头,正好当饭盒用。但后来我也没弄清楚,那是什么样的美国罐头。

和如松在一起印象最深的,数那次他们修的吉普车修好后,要试车运行,他带上我,直奔西湖,他说,“来杭州不能不逛西湖,今天我们要好好玩玩西湖。”我们专门在西湖的湖区跑,横冲直撞,让人感觉这是军用车,纷纷避之惟恐不及。特别是在断桥上的冲刺,吉普车快速冲击,在桥上下坡的瞬间,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,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。我忘乎所以地疯狂呼叫着,转了几个圈子后,速度变慢,开始缓行时,正巧对面来了灵桥老家的关琴叔公,我们还故意打开车窗跟叔公打招呼——后来如松说,这下字灵桥老家的人知道我在开车,都会说“如松在西湖开车”,那是多么风光的啊!

好景不长

可惜好景不长,大形势不断变化。4月初的一天,突然接到电报,如松气色不好地递给了我:“见电即携珠妹来沪父字。”珠妹是他们家的一位养女,叫什么珠的,当时正住在灵桥老家。按电报要求,如松要走了。我和他都不快乐。我绝想不到这一别竟是永别。国民党全线溃败后,他们逃到了广州什么地方,没等逃出大陆,就被抓获,最终他们父子死在了监狱里。我在贵州时,曾跟他有过一次通信,但此后音讯全无。我痛念着他们,我思念着兄弟一般的情谊,我的好阿叔如松,如果没有他的提携,没有当时的厚待,也不会有后来的一切。

如松走了以后,我像失去了主心骨似的发慌,记得当时分手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慌张——竟然拿错了提包,我俩的提包是在杭州小商品市场上一起买的,样子一样。我的包里只有很少几样东西,只有一本大哥哥送我的《王云五四角号码大辞典》,这是我最珍贵的。因为我是宿舍太拥挤,只得暂时放在如松那里。他的包里放着些日常不大用的衣物,慌乱中他拿错了我的包,起初我曾以为他贪图我的那本词典呢。

让如松走的那封电报,在厂里犹如爆了一颗炸弹,上上下下都知道了。

这几天厂里有些特别,当官的在搬家,有的在张罗着出卖家具,更有的人从外地调来家属——汽车部队不少司机和技工都是带家属的。

如松走了以后,我没地方去了。整天呆在宿舍里。内心感到孤苦无援,但即便是这样,也还是被认为我上面有人,消息灵通。这又使我占了便宜,班长主动跟我套近乎,问你“你哥走后”的情况——他不知怎的,竟把我跟如松的关系说成是堂兄弟关系。

我跟班长接近,知道了好些我不知道的事情:贪污更厉害了,有人发出威胁,长官们再不给哥们发饷,就干了他!有人提出要直接参与盘点、清查账目,不解决就动手;张副官竟然实施调包计,将自己的小老婆让给军需官,以了结过去的账目,说是带着小老婆打仗不方便。

末日的来临,局面更加混乱。那晚到火车站的偷窃更加猖狂,竟然公开抢劫!交付方式也由过去的先付款后交货,变为先拿商人的钱,再去扒火车偷盗货物,商人看得出来,这些方式很亡命,怎敢违抗呢,闹不好有生命危险。

这样一来,夜里营地反而清静了不少,都去偷盗了,第二天好像放假过节似的平静。

不断变化的时局也影响着杭州城,整个杭州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混乱气氛中。我自己直接遇到的怪事就不少。

如松临走时交待,南星桥有一人家,那是他的一个朋友,我也熟悉,生意不好做,家里矛盾不少,如松让我经常过去看看。

走在城里街道上,见到了距修理厂不远处的南星桥,本来,宽阔流畅的钱塘江应该比破烂丑陋的城区要美丽得多,可我走近桥头,在巨大的桥梁上,到处都是各种字体的大小标语,最显眼的是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”。当时兵荒马乱,时局紧张,生意难做,民不聊生,在这样的大桥上总有不少轻生的人,以致有好心人在大桥下营救轻生的人,同时在桥上写下写标语劝说明理。虽然如此,从那里走过的人,还是会感到压抑难受。听到那里不时传来的嘈杂人声,我只想赶紧离开那里。

在去南星桥的路上,要路过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,那是一个奇特的金融市场,好些人在那里拿着银洋,边叮叮当当地敲打着,边吆喝“大头换进换出”,怎么换法我不敢问。当时我们发饷用的是纸币,后来改为金圆券,金圆券贬值后,又改成银圆券。金圆券贬值很厉害,上街买粮食常常要背着成捆的钞票,这不是天方夜谭,是真实的历史事实。

解放后,政府收兑百姓手里的伪币,20万元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,1元银圆券兑换100元人民币。

撤退前夕

如松是416日走的。第三天,附近的火车站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恶性事件:火车站有人被枪杀了。

那是一个上午,车站那边似乎特别乱,火车头喷着蒸汽白烟来回地奔忙,显得特别频繁。远远的,有不少人在走动。特殊的动静和气氛,让我们感到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。厂里好些人围着铁栅栏想看个究竟。不一会,车站突然来了宪兵,如临大敌,一阵忙乱后,火车鸣笛,人影晃动。最后竟传来了枪声,人们感到气氛异常——不一会,有人跑来说,宪兵枪杀了一个现役军官,这真是怪闻了。

后来有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。那是一个青年军官,他要到南京参加丈母娘的大寿典礼,因为时间耽搁了,这位年轻气盛的军官,竟然拔枪强迫火车司机立即开车,直接送他到南京去。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,司机避开了威胁,报警引来了宪兵。宪兵实行了极端措施,当场击毙了狂妄的肇事者。人们在普遍议论,这事真是蹊跷。也有人说这军官真是发疯了。其实想想也正常,混乱的局势,什么离奇的事情都能发生。血腥气息一时笼罩了杭州城。人们在惴惴不安似乎在等待着什么。

我很少外出,有一次出去,竟差点闯大祸。那天,我照例想去南星桥去看如松托我照看的朋友,不想在城区道路上迎面来了两个人,那俩人拦住问我,愿不愿意到大部队去,过正规生活,“那里什么都有发的,是正规部队”。我一看不好,就想快走,那两人就上来拉我,我说我是军人,他们笑笑不理我,好像要动手的样子。我急了,就高声叫喊。恰在此时,后面过来一辆黄包车,车上坐的是我们村里有名的金货店老板朱省真的老婆,我就大叫叔婆叔婆,车上的人看到我了,一下子没明白什么意思,以为是在跟她打招呼,也朝我挥手。其实车上的人也没有停下来管我的意思,那俩人一看车上有人和我搭话,立即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我快步跑着返回厂里,出了一身冷汗。班里的人说,前天三班的福建小鬼就是被抓兵弄走的。从此我再也不敢单独外出了。

要开拔了,念根哥哥先来看我。他在以后的回忆交谈中,常常提起我那是头戴钢盔、拿着长枪的样子——那时我是全副武装在操练。

要撤退的消息,也是念根哥先知道的,他是传令兵,消息比我灵通,也是他先告诉姆妈的。

那天姆妈来看我,我正在出操,一见到姆妈,我就急急忙忙跑过去了。姆妈在说些什么,我一下子也没听清楚,我跑过去叫了一声,就说不下去了。姆妈没有哭,脸上红红的,好像挺紧张不安的样子。不过说话还是那样轻轻地,不让你感觉紧张——“走吧,自己注意!到什么地方要随时来信......”姆妈说不下去了,两人相对,好久没有讲话。

姆妈从铁丝网外面把一个竹皮热水瓶递进来,我接过来,知道那里面不是水,是霉干菜。“这个是坏了的不保温的热水瓶,吃了菜瓶子扔掉就不要了。”她是连夜为我煮了些咸菜,让我带着好路上吃。

平常我和姆妈似乎没有亲热的习惯,今天也是这样。我只是在递给我瓶子的时候,我握住了她的手,而且,两人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一些,我感觉到姆妈的手很粗糙,心里有些热,她抽出手来,摸摸那热水瓶,仿佛上面有灰没擦净似的,仍然是没有话。

我和母亲在铁丝网两侧站着,这时传来班长叫我归队的叫喊声,我没理他,再叫时,我不耐烦地回应,见此情形,母亲只好走了。

我晕乎乎地回到队列里,继续出操。可是这一天我的心思根本不在状态。我一直在想着姆妈,她单薄的身体,大概在铁丝网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吧!想想就辛酸。后来听卫兵说,她早就来了,听说我们正在吃饭,也不肯说出要找的人的名字,就这么直直地站在那里。到后来,我们列队出操,她应该能看到我的——她就是想多看一会,故意不叫的。“我又没有别的事,就是来看看你,站一会再说怕什么?”见面后,母亲这样解释道。

“你平时就是这样穿戴?”姆妈看着我,突然这样问。

“不是的,上次你不是看到了,平时是穿着漂亮的工作服的!出操也不常这样的!”我感觉出来了,当时我头戴钢盔,肩背子弹袋,脚上扎着绑腿,手里拿着步枪——这种样子,她看了肯定不会舒服的。其实最近局势吃紧,操演加强了,着装齐备是常有的事,只是我不想让母亲担忧,故意轻描淡写地这样说。

兵荒马乱的,很快要撤退、逃跑,今后能到哪里还很难说,更不要说姆妈眼前站立的分明是个当兵的儿子,与原本进厂时在汽车厂学技术的完全不一样了,她的心情可想而知。我和姆妈的话都不多,心里都很慌乱,只是不明说罢了。如果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再次见面,应该说还是最好的结果!

队列结束时,排长让我出列,说我目无军纪,罚我下跪。我很震惊,但感到这是在军队里,只好服从命令跪下去。全队都肃静地看着,一点声音也没有。稍后,排长似乎满意了,命我站起来归队。

晚饭后,排长叫我到他家去。他太太对我笑着,让我坐下,还给我沏了一杯茶。在他家里,排长也是完全一副笑脸,坐下后排长说,“在大家面前打官腔总是要做的,有不当之处希望谅解,当前时局多变,你的叔叔那边有什么消息务必能及时关照,我们心里是会有数的。”这算是道歉了。他告诉我以后有事可以找班长,他会打招呼关照的。事情过去了,我却无法安静下来,如松走了,我更加没处去了,整天在宿舍发呆。

好在这样的日子并不长,形势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没有时间想自己的事了。

429日,上午操练时,排长突然训话,先说了几句关于时局的空话,还说了谣言不可听信之类的话。接着宣布上峰命令:工厂要转移,“共产共妻,不走也可以,你们想好了。”——我是要跟着走的,不是因为怕“共产共妻”,而是因为跟着有饭吃。

工厂撤离是52日。

要走了,我被分配到技工班带枪随车走,到哪里,怎么走,一切服从命令。

真要离开杭州了,我心里感到茫然,想念姆妈是最主要的。

跟着撤退有饭吃,这是主要的依据。来到技工班,师傅们态度不错,班长叫刘大松,是一位和善的长者。

几个月来,心里总是有一种眼花缭乱不踏实的感觉,今天要离开了,突然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我想家,想富阳、灵桥。

就这样,一车人挤在一起,车开了,摇摇晃晃的,要远走了,会打仗吗?打仗是怎么回事?自己并没有太具体的感觉。不过要走,汽车好像是个新家,在这里,自己感觉似乎长大了。

被“解放”

车队离开杭州,向北走,到了一个城市,吃了一顿好饭,猪肉炒蒜薹,很好吃的菜,吃完后立即开拔。后来知道这里是金华。饭后,车行驶到城关,见好多人在围观,再过去,一棵大树下面用铁丝捆着一个汉子,那人跪着,头低垂着,已经死了。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死人,只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——据说那是一个特务,被杀了。

第三天上午,车开到上虞县江山的一个渡口,在这里,车队不动了。有人来回好几趟跑着,仍不见动静,这样安静地停靠着让人不安。平常负责联络的侍从官不见了。晚饭时间早过了,天快黑了,“前面是解放军”——传来这话的是江西老表付排长,我们听到后都感到很惊愕,有些恐慌,但谁也没动。

“叫长官到前面去”,这一次听得很真切,是传令兵跑步传达的。

“没事了,大家不要下车。”这又是一道命令。其实大家谁也没动。就这样干熬了一夜。

第二天早上,有一个特别的口音在大声说话:“工人们,来领饭了!”怎么都成了“工人们”?肯定是解放军来了,虽然没有什么动静。

送饭过后,班长领着几个人来了,要求把每辆车上有枪的交出来,接着有人过来收枪,我这辆车上就我有枪,我就通过班长刘大松帮着把枪从车篷递下去了,下面有人接收枪后拿走了。

开饭了,好几个穿着特别的军人抬着大筐小桶过来了,这就是共军了。我们都看清楚了。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安静,而是很友善的样子。我们这边胆子大一点的,竟与他们点头打招呼,还有的直接跟对方说话。我听着他们的对话,感到不太习惯,什么这是一家人两兄弟吵架,还有什么毛主席怎么怎么的——我感觉疑惑了,不是说朱毛,毛泽东么,怎么又成了什么“西”了呢?后来才弄清楚,毛泽东和毛主席是一个人,不是什么东什么西,这样无知的笑话只能是自己想,不敢说出来的。

我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被“解放”的——一个伟大时刻的伟大解放,在我们身边就这样戏剧性地完成了转折。对汽车厂,解放军表现出特别的欢迎和优待,根本没有“缴枪不杀”那一套,简直是友好善待,接收了这支臃肿庞杂的运输队。

31日进厂,到55日被解放,前后66天,这中间我因重伤风回家住了几天,就在这短短的66天里,我却经历、见识了社会和人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好像从门缝里在看世界,在一个低矮的地下室里窥视着蒋家王朝最后的溃败,最后的晚餐。经历了人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幕。其实是很随意的,有的人去了台湾,有的人死于慌乱中,有被俘后遣返原籍成为专政对象的,对这些人而言,我在技工班,解放后,被当作小鬼受到照顾,一路上没吃什么苦,也学到了些汽车维修的技术,我是幸运的。杭州的66天,幸运的一段时光,让我给遇上了,而此后又红火了好多年,此后的红火无不是这66天的延续和展现。

在撤离杭州时,母亲一直记挂着我,这是后来阿妹告诉我的。那时,单位的车已离开兵营所在地。姆妈赶到那里时,已空无一人,可想而知当时她的心情。她顺着通往南星桥的路一直走着,发现有一个车队停在路边,就上前打听,但她的口音人家听不懂,她坚信这就是儿子所在的车队,几个小时里,一直不停地打探,最终,她头晕体乏,心急气躁,坐在路边不知所措。又有一队汽车开过来,她见车上架着机关枪,车上都是头戴钢盔、全副武装的士兵,她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,直到汽车开出去很远。

“那肯定是阿林单位的。”她回来后一再这样念叨。

回家以后,母亲大病一场。后来,直等来我从江西发回来的一封平安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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